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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我以后问过虹，你想过死的事吗？

    想过，她说。很多的时候，我整天都想。可是他们知道，他们不让我死。

    我现在这个样子……大家谁都看到的吧。出门背货的时候，一直都是这样，边上还总有人盯着。回到村里以后……早晚都是给我带上木枷的……我都不知道妹子见过那种东西没？大木头板子，把脖子和手夹在中间，脚下再枷上一块……

    其实是……更多的事都不用去讲，光是这两件东西，带上以后挨过半个晚上人就会只想着要去死。人的手脚架在里边，整一个白天，再加整一个晚上，永远就是那一个样子摆着。到了后边，全身上下每一根筋骨连着的，每一块肉，全都像过着电一样的麻，像针扎着那样的，没完没了的疼。身子松不开来，人就缓不上气，没试过的时候，真是想不出来那个滋味……可到了那时候别说抹自己的脖子，就连挠个痒痒都没法做的。

    咬舌头是故事里讲讲的吧，人一疼就会有神经反射，光靠意志力量……再要说，就算是真咬掉了舌头也不会死人，就跟断了个手指头脚趾头一样。

    虹姐对我笑笑：「妹妹，姐可是学医的。」

    我在蔓昂的春平监狱里真的撞过墙，撞得血流了整个脸，可是连晕都没晕过去。死不是那幺容易的事，要不……妹妹你杀了我吧。

    这回虹姐一点也没有笑，一副认认真真的样子。

    我当时真的就带着枪。边境的军政局面复杂，工作队员都配发了武器。我的腰带上一直挂着一支苏式的托卡列夫手枪。虹姐那幺一说，我就在想，其实虹姐用起它来肯定比我要熟练的多了。可是我现在的任务却是保证虹姐的安全，从一定意义上看，我是在做尼拉对虹做的事：我不能让她出问题。那其中隐含的意思是，我也不能让她自己寻死。

    跟两个月前我头一次遇见她的时候一样，虹姐这天也是背着整筐的马草从傈僳头人家里出来，送到镇子的外边去。可跟那回不同的是，现在代替尼拉他们一路上盯着她，领她回营地的人变成了我自己。我们从镇子口上仰脸望去，歌公岭那些连绵不断的大小山峰，正笼罩在一片厚重的云层之中。像是要变天了。

    在确定了最后的界标之后，我们从黑熊山返回獐子。山上又上去了一个队，有省里来的专家和领导，据说对方也会有官员从他们那一侧登上界标点。他们在上边会有一个仪式，确认国境划定，再加上庆祝最新的友谊成果。不过那已经跟我们没关系了。

    我们在獐子休整总结。在总结会上我讲到了虹，当时大家只是为她的命运发了一些感慨，而且我们都觉得，他们需要一场像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那样的斗争，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。不过等到第二天，刘队长找到我说，虹的事向领导做了汇报，有关方面很重视，军区要专门派人来。而且要保密，不要再外传。我先要做的是找獐子的头人商量，想办法让尼拉他们的马帮再留几天。专区里协调区供销社抽调了一批棉布，可以低价卖给尼拉。他们运回国内肯定是有利可图的，也算是感谢他们支持我们的勘界工作吧。刘队说。布还没到，让他们再等等。

    我当时很为虹高兴了一阵，虽然不知道上级部门想要做的是什幺，但是她的事能引起领导的注意总是好的。

    惠村的马队留了下来。因为我跟虹姐的关系，还因为现在我是队里唯一的女性，这件事情中与虹姐有关的那一块联系和安排，以后一直就让我在做。军区为虹的事来了五个人，都穿便装，对外说是我们勘界队的技术员。带队的黄部长说，她在我们这边的时候你要保证她的安全，每天结束了以后，你送她回马帮去。还要小心点，别太热情了让他们起疑心。

    我在尼拉来镇子里的时候跟他说，我们想请虹姐帮我们干点活。队里有工作还要在獐子住几天，在当地收了些粮食，都是谷子，要舂成大米。当然了，我们付工钱。那时候五十斤米值不少钱了，尼拉自然没有反对。黄部长他们在傈僳头人家的斜对面借了乡民的房子住，虹反正每天都进来背马草的，到我们这边干上大半天，我再领她背上草回去。

    我告诉虹姐，我们想请她给我们介绍一下国境线外她那一侧的情况。其实是，在这一方面她是一部活的百科全书，我们再也找不到比她更合适的选择了。五十年代初期逃出国境的国民党残余武装一直滞留在她的国家里，他们主要的活动范围虽然是在虹的北部高原更加往东，更加平缓一些的丘陵地区。但是北部高原是他们的侧翼。云南的对敌工作从来抓得很紧，我们对于收集情报的机会是一点也不放过的。

    剩下的问题是孟虹的身份，她愿意对我们这些外国人说些什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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