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卷 天下透明 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 (第4/48页)
做了总结：“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、户口多少、强弱之处、民所疾苦者，以何具得秦图书也。” 当然，这些咸阳老档也并非万能。 秦末战乱时间太长，以致中原凋敝不堪。刘邦在自己下的诏书里承认：“民前或相聚保山泽，不书名数。”这个“名数”，颜师古解释说是“户籍”。“不书名数”，是说老百姓都跑光了，户籍管理体系已然崩溃。 [注释]民前或相聚保山泽，不书名数：语出《汉书·高帝纪》。古之为盗者，多保据山泽，占山为王，汉儒贾山曾言，秦“群盗满山”。汉高祖刘邦十分清楚，之前战乱年代，百姓多离家逃难，聚集在山泽之间，没有户籍，不受管控。据《汉书·严安传》所载，秦朝末年，连年战乱导致人力缺乏，真的是把女人当男人使，把男人当牛马使。死个把男人不要紧，我们还有女人呢！运输队里面都是女的。又据《汉书·食货志》所载，经过战乱，许多大城名都的在籍人口，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二三。不但普通百姓的生活没有保障，天子的日用也无法满足，出趟门连四匹纯色的马都凑不齐！ 咸阳老档可以提供一些历史数据以为参考，却没办法继续更新数据。 但不更新又不行。 马上得天下，不能马上治天下。维持一个国家，比占领一个国家更难。 新生的汉家王朝想要延续下去，得先搞清楚人口数量，把流民赶回到田地里去，固定税基；有了税赋徭役，政权机器才能运转，实行有效统治。想做到这些，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户籍制度和配套法律是绝对不行的。 这个难题，刘邦自然而然地交给萧何去解决。 汉高祖四年（公元前203年），萧何便迫不及待地动手进行了一次全国人口大普查，“初为算赋”，然后以此为基础，搞出了一套叫作《九章律》的法典。 这个法典是以秦六法为基础，在《盗法》《贼法》《囚法》《捕法》《杂法》《具法》之外，又补充了《户律》《兴律》《厩律》三部法律。这其中的《户律》，正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架构出的一套户籍制度。 [注释]《户律》里面规定，每个人都必须自觉上报自己的年龄。如果岁数太小，又没有父母或其他监护人，那么就要当地的官员估个数，替他上报。如果报年龄的时候，虚报达到三岁以上，就要罚钱。制定这条法律，是因为经验丰富的萧何事先就考虑到，有些人会虚报自己的年龄，不愿意被登记为“丁”，以逃避赋税和徭役。后来，曹参继承了萧何的职位，就随便混混日子，天天喝个小酒什么的。人家问曹参你干活怎么这么不积极啊？曹参说萧何制定的规矩太好了，我还要费什么脑子呢？后来这成了一个成语，叫“萧规曹随”。 这套体系展开来说，是个非常大的话题。简单来讲，汉户律“计家为户，计人为口”，以一户作为基本单位。户籍要开列户主以及家庭成员的籍贯、爵位、年龄、性别、相貌肤色、健康状况等。还要对家庭财产进行登记，一户有多少田亩、多少奴婢、多少牲畜，一一写明。 该户的赋役数额和户口级别，皆据此而定。 每年八月，老百姓还要向当地官府主动申报户口变动情况，谓之“案比”。每隔三年，各级官府就要把手中的人口数量、年龄、垦田、税收、官吏数量做一个统计，乡里交县里，县里交郡国，最终汇总成“计簿”，再派专人递交中枢。 中央这边接到“计簿”，由御史先审核一轮，确认数字没问题，再提交给丞相。有了这些数据，朝廷可以保证税收，也可以借此控制民众流转，进一步增强中央集权。 这都是秦法搭建起来的运作框架，由汉律来落地实行。 确定了田地数量，税赋就有了出处；确定了人口数量，徭役就有了来源。这两样掌握住，政权就稳了。用《大学》里的话说：“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财，有财此有用。” 这套体系不光让西汉渡过了初期的难关，逐步走向强盛，还深刻地影响到了后世。 自汉以后，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，每一个朝代都演化出自己独特的户籍管理体系。比如东晋分本土黄籍和侨民白籍；唐分天下户口为九等，三年一团貌；宋代分有常产主户和无常产的客户，又分坊郭（城市）户和乡村户，等等。但万变不离其宗，无论细节如何变迁，其运作的基本逻辑，始终不曾偏离萧何的《户律》精神，总结下来就八个字——收税有据，束民有方。 [注释]东晋的户籍制度：西晋因着八王之乱、永嘉之祸而亡国，琅玡王司马睿在南渡过江的中原士族与江南士族的拥护下称帝，国号仍然为晋，史称东晋。东晋政权偏安江南，中原之地陷入被胡人分裂的混战之中。北方世家大族、百姓纷纷渡江南迁，称为侨人，散居在侨立的郡县中。据《隋书·食货志》所载，本来户籍无黄、白之别，皆是黄籍，但南渡而来的侨人被允许携带其北方原来的籍贯，故产生了白籍。持白籍者可以不向官府纳税服役。侨人越来越多，必然加重江南土著居民的负担，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，造成严重的社会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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