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十六章 日本的金融体系 (第2/3页)

这边的转来的铜钱带到其他大名领内，和当地家名交换成本地所铸造的恶钱，再利用当地的汇率用恶钱兑换金银，再用金银回到信长领内进行贸易。

    这样一来信长完全成了冤大头，开始不断被其他势力金融吸血。

    而其中玩的最欢的就是堺町的商贩们，这种行为在信长包围网时达到高峰，直到信长破除包围网，彻底定鼎其近畿霸主的身份，以霸主之身巍临堺町，威胁要将堺铲平，此事才基本杜绝。

    而到了丰臣秀吉掌权后，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，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、经济方面的改革，其中就包括对货币领域的一些新措施。

    总体来说包括：

    一，为了获取财源，直接管辖自己势力范围内的重要金银矿山，对于非直接管辖的金银矿山，则对其征收高额的“运上金”（相当于矿产资源税），以此控制铸币的原材料；

    二，任用后藤家族（后藤家族是当时日本著名的金匠家族，在室町幕府时期为幕府御用金匠）为负责人，为其专门铸造“天正大判”金币

    注：“天正”是年号，“大判”才是正式名称，加上“天正”二字作前缀是为了和其他大判金币相区分；

    三，任用汤浅作兵卫（后改名为大黑常是，当时著名的银匠商人）为负责人，并设立“常是所”作为铸币机构，专门为其铸造“大黑极印”丁银

    丁银是指一种长条状的银铸币，当时日本社会上流通的长条状丁银有好几种，“大黑极印”只是其中之一；

    四，下令铸造了其他几种金银铸币，如“天正通宝”金钱和银钱、文禄通宝银钱、博多御公用银等，并规定了所有货币之间的官方兑换比例。

    秀吉这么做就好似后世发货币，铜钱类似“分”以文为单位，不同规制的金银好比一元、五元、十元、二十元和百元大钞，使得日本的金融体系有了建立的雏形。

    尽管丰臣秀吉确实完成了日本的全国政权及版图统一，但或许还是其时代局限性的问题，其确实采取的与货币相关的举措，但是历史上秀吉的改革并不透彻，并没有起到统一币制的作用。

    因为他并没有对货币的铸造、发行、流通制定统一化的政令，而仅仅只是控制了金银矿原材料，以及铸造了几种新货币。

    而且这几种新货币一般都是用于赏赐将士或军费支出，铸造量也很少，其最初目的并不是为了作为货币通行于市面。

    最为关键的就是秀吉对铸币权并没有收紧，毛利、岛津、德川、伊达、最上、上杉等大名都有铸币特许，全国各地的铜钱依旧纷乱不堪。

    自古以来铸币都是一门赚钱的生意，在金银铜中掺入不同比例的其他金属，以赚取一定利差，其中何止是暴利可以言说的。

    秀家现在获得了别子铜矿的铸币特许，有织田信长前车之鉴在前自然不会傻乎乎去做凯子，平白无故的铸出好钱给那些铸恶钱的大名吸血。

    甚至秀家这边开采的铜矿都不一定会在日本进行交易，秀家开采别子铜的目的是转运至大明和官方交易铜币，再用这些铜币在本土采买丝绸、瓷器、人参等日本没有的商品，带回日本进行销售。

    铸币的利润最多也就是2倍而已，可是渡海商贸的利润何止5倍。

    大明本土过去是不缺铜的，但是不论皇亲国戚还是地主乡绅，总喜欢将这些不容易腐蚀的东西待到下面去，千百年间大明本土的铜矿大都开采枯竭，以至于市面上铜币的流通性不足。

    张居正时候曾经想要以银代铜进行改革，可是平头百姓一年到头都攒不下1两银子，还是铜币更加实用，因此在明国的铜币的购买力是很高的。

    明朝此时主要的产铜都来自云南，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才能运到京师，可以说明朝对于铜锭的需求是很高的。

    秀家完全可以将铜锭运抵宁波和当地官员进行交易，对于本地官员来说这本就是一笔政绩，断然没有拒绝的道理。

    秀家确实没有对明勘合贸易的朱印状，常理来说连宁波靠港都不可能。

    但是秀家并不担心此事，如果明国官方对于朱印状这么认真的话，就不会出现大内、细川家船队在宁波发生的惨案了。

    秀家所携带的可是能称为政绩铜锭，一般这么大数目的铜锭必定上大天听，到时候专门给宇喜多家办法朱印状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儿。

    但是秀家这边也有风险，毕竟对明的勘合贸易被秀吉赐予了松浦家特许，秀家如果贸然派船队前去难免不会被松浦家撞到。

    好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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